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维奇(Oliver Hartwich)是新西兰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新西兰倡议的领导者。
该智库源于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与新西兰研究所(NZ Institute)的合并，常被批评者称为“右翼”智库。
尽管它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哈特维奇却不受政治限制。
“我会称之为基于证据的智库，因为我们进行研究，做得很好，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查看我们的研究，所有研究都有良好的记录，都是由真正专业的人士完成的。”
他在本周的讲话中提到，该倡议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党影响。
“我们也是一个商业会员组织，但主要作为智库运作，关注影响新西兰的重要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让新西兰成为一个对所有人更好的国家，通过政策研究来实现这一目标。”
毫无疑问，这家位于惠灵顿的机构在新西兰的政策辩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执行董事，哈特维奇在他的第二故乡拥有影响力。
哈特维奇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德北部工业区，经历了冷战和经济繁荣的时期。
柏林墙的倒塌和共产主义的崩溃在他年轻时影响深远，激发了他对经济和公共政策的热情。
“当柏林墙倒塌时，我14岁，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说。“一年前，我曾访问东柏林，若问我这堵墙是否会消失，我会说绝对不会，因为它看起来如此永久。”
“当它倒下时，我们都感到震惊，那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是在所谓的经济奇迹之后，二战后德国一片废墟，这在道德上也不可信，”他说。
“由于路德维希·埃尔哈特(Ludwig Erhardt)的政策，从废墟中崛起了强劲的经济。”
哈特维奇表示，埃尔哈特先是财政部长，后任总理，是社会市场经济理念的先驱。
“这是一个基本上自由的经济，正如埃尔哈特所说，这是一个本质上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因为它为所有人带来了繁荣。”
这是他的口号，战后人人繁荣，确实有效。大约20年后，德国的人均GDP首次超过英国。”
“所以我成长的时期正好是经济奇迹之后，那是西德相对繁荣的时期。”
哈特维奇表示，经济学一直是他的热情所在，因此在大学学习经济学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尽管他获得了商业管理的综合学位，并最终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研究重点是商业竞争。
正是他的博士学位将他带到了这个世界——对澳大利亚的监管环境进行比较研究。
不过，哈特维奇乐于承认，他关注澳大利亚——他的未来妻子——是别有用心的。
“我与这个地方的联系实际上是因为我的妻子。我没有提到的是，我写博士论文的真正背景是想和她在一起。我们是笔友，她15岁，我16岁，开始写信，维持了八年的笔友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哈特维奇在澳大利亚的研究任务中与她一拍即合，最终两人搬回伦敦，哈特维奇在成为保守党领袖之前曾在英国上议院工作，后来又在名为“政策交流”的智库工作。
从那里，这对夫妇回到澳大利亚，哈特维奇在那里的独立研究中心工作。
“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时遇到了一些新西兰人。我们开过会议，他们经常过来，所以他们认识我，当谈到新西兰倡议的形成时，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领导新西兰的智库。”
听起来很有趣。是的。然后我想，为什么不呢?12年前。一开始，我以为这可能还需要五六年的时间。继续我的游牧生活。是的,是的。但后来，嗯，我们在惠灵顿有了一个儿子，我们买了一栋房子，突然间一切都稳定了很多。”
哈特维奇现在是一名入籍的新西兰人，并为国家的成功投入了大量资金。
因此，他很有资格评论两国对待金钱的不同文化态度。
“德国人喜欢现金，”他说。“这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不太确定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我们确实喜欢现金。”
而在新西兰，电子卡的使用占主导地位。
这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恶性通货膨胀的后遗症吗?当时，德国人需要手推车来运送每周购物所需的现金。
也许吧，哈特维奇说。
但无论如何，这凸显了另一个关键区别，他说。
“德国人非常讨厌通货膨胀。是的，我是说，新西兰最近也经历了通货膨胀。但在德国，这可是件大事。因此，即使通胀率仍在1%或2%的范围内，对德国来说，新闻总是大新闻。”
“每个人都很恐慌。我们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发生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又经历了一次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德国人实际上有过这样的经历:从一天到另一天，你所有的钱都可能一文不值。”
他说，这就是德国人对建立欧洲央行和向欧元过渡持最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
“新西兰从未真正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是的，有一些时期通货膨胀更严重，比如20世纪70年代，但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况。但这。彻底根除你以前所有的财富在一次，非常迅速。新西兰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崩溃。”
在新西兰生活了12年之后，哈特维奇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也有自己的看法。
“从疯狂的澳大利亚政治来到新西兰，感觉很好。”
“如果你还记得当时的澳大利亚政治，那是陆克文和朱莉娅·吉拉德的时代，后来又是陆克文的时代。委婉地说，那是澳大利亚政治的动荡时期。”
“所以2012年到达新西兰时，我觉得，哇，太棒了。最后，一个政府和稳定。这只是我的第一印象。在新西兰，政治上的事情都很稳定，无论是海伦·克拉克还是约翰·基，你不会觉得它像澳大利亚一样，每隔两周左右就会更换总理。”
但他现在对这种稳定性不太确定，他担心新西兰政府的中央集权程度。
他说:“地方主义对这个国家的中右翼政党来说似乎也很困难。”
“我们90%以上的税收、税收收入和支出都由惠灵顿中央政府控制。对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来说，这更像是三分之二的中央控制。”
“新西兰已经这样很长时间了，尽管不是永远。如果你回到19世纪，你会发现新西兰比现在要分散得多。当时的新西兰看起来更像今天的德国或瑞士。”
“因此，即使在新西兰，也有一种地方主义的传统。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重新发现的东西。”
请收听完整版，听听奥利弗·哈特维奇讲述他的生活和金钱故事。
莫ney Talks是由《新西兰先驱报》运营的播客。它不是。场人员Nal金融和不是一个布特生态经济学——这只是新西兰人的一种说法波莫和大家分享一些故事谈论它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以及它是如何塑造他们的。
该系列节目由《先驱报》商业特约编辑利亚姆·丹恩主持。他是一名资深作家和专栏作家，也展示和制作视频和播客。他于2003年加入《先驱报》。
Money Talks可以在iHeartRadio、Spotify、Apple podcast或任何你可以获得播客的地方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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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新西兰的奥利弗·哈特维奇博士：柏林墙倒塌对智库领袖生活的深远影响》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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